劳动力由富余到短缺，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几年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迎来“刘易斯拐点”。
一转眼，我们已经送走了“十一五”，迎来了“十二五”。春节还未过完，各地用工荒的报道就已不绝于耳，企业开始大幅度涨薪，但即便如此，仍是岗位等雇工。面对供求突转，许多两会代表委员认为，职业教育要紧紧抓住难得的机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16岁的张健，初中毕业前很是纠结了一阵，是继续读中职还是出外打工。电视上关于企业用工荒的报道，最后让他下了出外打工赚钱的决心。很快他就在南京一家汽修厂找到了一个洗车的活，包吃包住月工资1000元。工作不算很累，张健觉得挺满足。可没过多久他发现，厂里年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汽车修理工，月工资是自己的三四倍。
“到哪儿还不都是找口饭吃。”在现在的初中生中，有着和张健一样想法的人不少。从沿海城市弥漫到内地的用工荒，吸引着无数年轻人，有人甚至不惜放弃学业，加入打工大军。一时间，用工荒似乎危及到职业学校的生源。
然而，任何危机中都潜藏着机遇，用工荒危机中同样也潜藏着很多机遇。蔡昉指出，缺工的压力既是劳动者报酬提高的契机，也是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的机遇，同时也是东中西三类地区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的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马国湘认为，用工荒会造成企业人力成本上升，从而压低了企业的利润。这就逼迫企业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用更少的人力成本去生产技术附加值更大的产品。产业升级后企业需要的是大量高级技术工人，这正是职业教育所面临的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市副市长许仲梓十分赞同马国湘的观点。他告诉记者，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在长三角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很大比例。随着经济的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东部缺少的将是技工和高级技工。“这一点在南京市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你可以去我们那里的金陵中专看看，他们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抢购一空。”许仲梓说。
许仲梓告诉记者，金陵中专培养的汽车专业学生虽然数量逐年增加，但远远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每年在招生之前就有企业前来预订，学生毕业后年薪能拿到十几万元。
新技术新工艺提出新要求——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刻不容缓
马国湘委员建议中的数据显示，1997年中等职业教育的总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是13.26%，到2008年已下降到7.24%；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普职比已经大体相当，但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市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中，中职投入不到普通高中的2/3；而参照国际上的经验，职业教育的生均成本应该是普通教育的2至3倍。
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但职业教育面临的诸多困难也不断显现。整体来说，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还比较薄弱，难以满足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马国湘委员认为，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费投入不足。
虽然从2005年到2010年，国家启动了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5年投入6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1000所左右县级职教中心和1000所左右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但未能从根本上缓解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
“全国1.4万多所各类中等职业学校，能够达到基本办学条件的不足一半。”马国湘说。在他看来，很多职业学校不具备举办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虽然挂了职业学校的牌子，但实验、实训条件差，难以适应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所提出的对劳动者技能的新需求。
马国湘建议，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合理确定其在整个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例。地方政府要切实执行国务院有关文件中“教育附加费20%至30%应用于职业教育”的规定，解决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要多方筹集资金，以更加优惠的措施，吸引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企业投资举办职业教育。
在两会前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介绍说，目前全国只有4个省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为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教育部今年将会同财政部加紧制定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的原则意见，为健全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打基础。
宁夏宝塔石化集团和银川能源化工学院共建专业、共同开发课程、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共享校企人才资源，共同开展应用研究与技术服务。企业在分享学校资源优势、实现效益增长的同时，参与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学校在分享企业资源中，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
“现在不愁孩子上学，就怕孩子毕业。”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宝塔石化集团董事长、银川能源化工学院院长孙珩超说出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
一方面是高等职业院校就业率不高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就业质量不高，一方面却是企业的用工荒和对技能人才的求贤若渴。“我所知道的一些能源企业，比如宁煤等，都在悄悄地建自己的职业学院。”身为企业董事长和学院院长的孙珩超清楚地看到，校企合作早已不是先前的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企业和职业学校都对校企加大合作充满期盼。
全国政协委员杨维刚认为，校企合作机制要创新，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建立校企共同发展的动力机制、互惠多赢的利益驱动机制、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和优势互补的共享机制。
具体而言，政府要出台有利于推动校企合作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办法，对校企双方在合作中的责、权、利进行明确表达，同时在企业纳税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在资金、人力、设备上有一定付出的企业。政府可以考虑设立“校企合作委员会”指导和管理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协调和解决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政府还应督促学校和企业建立符合校企合作的管理制度，如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企业教学各环节基本要求、校企共建共享实践基地计划、企业职工培训管理办法等具体合作细则，对校企合作进行有效的监控。
马国湘委员则认为，加强校企合作，除了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外，行业组织也应该发挥其独特作用，引导和鼓励本行业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充分发挥行业资源、技术、信息等优势，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评估、职业技能鉴定及相关管理工作，强化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高职脱节影响培养质量——打通立交桥培养高技能人才
在去年年底启动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中，四川省德阳市承担了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任务。德阳市将通过省市共建，资源整合，形成共建共享的办学体制。同时，系统设计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案、课程体系和质量评价体系，形成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
“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企业需要更多的专业素质过硬的高技能人才。而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高等和中等两个层次分属省、市两级管理，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打通。
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举例说：2002年至2005年，青岛市“三二连读”规模逐年增加，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8%，但到了2005年后，“三二连读”的招生计划数却逐渐收缩，许多学生被拒之门外。王修林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在管理职能上脱节所致。具体讲，由于只有中等职业教育，而没有高等职业教育管理职能，地市级政府难以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统筹规划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更不可能按照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三二连读”招生计划。
由于分属省市两级管理，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课程内容上难以做到有效衔接，这也是为什么高等职业学校宁愿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也不愿意招收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原因之一。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王修林委员看到，目前已经有一批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省市共建等各种形式，积极探索地市级政府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工作，试图构建一个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培养模式和学制贯通的立交桥。
王修林委员同时建议，可以先行扩大计划单列市高等职业教育管理职能，将省级政府对高等职业院校的设置、专业设置、学籍管理以及招生计划编制等方面的管理权限下放至计划单列市。
